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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瑛:对上海自贸区改革试点的五点思考

发布时间:2014/7/17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民建北京市委常委兼市委理论委员会主任 钟瑛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的突破性亮点

  根据《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国务院决定的试验区内暂行停止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草案)》,在上海自贸区内将改过去的“正面清单”规则为“负面清单”规则。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暂时停止与“负面清单”实施有冲突的《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3部法律的有关规定,暂时停止实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资的管理一直采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的模式,所有的外商投资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或者说是只能做“正面清单”上的事情。而“负面清单”是给不开放的行业和受限制的商业活动列清单,明确告知哪些领域和行业是限制或禁止外商活动的,只要未列入名单的,都属于“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范围。

  “负面清单”,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法律上对外商投资最大限度的准入和保障。也就是说,新一轮开放绝非一种应对贸易下滑的短期政策,也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而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从修正相关法律尺度入手,尝试在法律的保障下,推动贸易和投资的更大自由化。“负面清单”是对外商投资“自由度”最大的松绑。这是上海自贸区成立的第一个试点。这决定了过去各地各类“保税区”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根本区别。这一试点,将会带动金融、税收、贸易,特别是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市场行为的主导权更多给予市场主体,促成政府从过去的管理型逐步转变为服务型等一系列变革,进而能尽最大可能释放因制度改革而带来新生产力的红利,有利于培育我国面向全球的竞争新优势,构建与各国合作发展的新平台,拓展经济增长的新空间。这一试点如果能顺利推进,定然能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破局带来巨大示范效应。

  上海自贸区与之前成立的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等其它特区相比较,在贸易、金融、投资和税收政策上享有一些特殊政策,最大特色在于金融创新空间更大,以及“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时,相似点在于减少行政流程和扩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

  金融改革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试点的最大看点

  上海自贸区的政策思路可以分为“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且以开放促改革。“开放”体现在人民币跨境结算等,“改革”则是以自贸区这个试点带动整个金融改革的推进,如区内利率市场化,即以自贸区作为支点撬动国内金融体系改革的棋盘。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是对外开放的关键节点。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摩擦成本,另一方面是将金融改革的攻坚环节放在自贸区进行试点,加快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节奏。而人民币国际化,恰恰是这两个问题的重要交叉点,因此推进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势在必行。香港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包括存贷款类、证券类、交易类和资产管理类,这可作为上海自贸区人民币业务的发展方向。同时笔者研究认为,上海相较于香港,具备政策红利、腹地经济水平和逐步提升的国际认可度等优势。

  其次,离岸金融是构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全球排名前5的国际金融中心共同特点是均作为全球着名的离岸金融中心,离岸金融是上海跨越区域走向全球的重要一步,目前全球离岸金融中心的外部资产为4.95万亿美元,占所有经济体的17%。对比3类离岸金融中心,笔者研究认为,上海更适合建立内外分离型,而且新加坡离岸金融可以作为重要参照物。同时完全的资本自由化并非离岸业务的必备前提,而且债券、股票等资本市场同样是离岸业务的重要部分,其亚洲美元市场的证券资产合计984亿美元,占比9%。

   

原文时间:2014-06-25

原文地址:http://theory.gmw.cn/2014-06/25/content_117178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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